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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寨合作社特点分析

时间:2008-12-12  来源:三农发展研究网  作者:付来友  点击:

编者按:作者付来友系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第七届实践部新区部长

摘要:2003年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副教授到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开展了兰考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胡寨合作社是兰考乡建运动中比较典型的案例。通过对胡寨

合作社的分析笔者总结了其四个特点,即外发促内生、综合性、先创造基础再合作、伦理性大于契约性。我们可以从对胡寨合作社的分析中管窥兰考乡建运动的一些特点,并引发对中原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思考。这篇文章是以笔者2008年“十一”长假期间对胡寨合作社的调研写成的。

关键词:    乡村建设    发展历程   特点分析

正文:  在对胡寨合作社的特点进行分析之前,必须先介绍一下何教授的乡建理念以及胡寨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一、何教授的乡建理念

何教授在兰考进行乡建试验是有其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基础的,据笔者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点。第一点,合作可以提高农民在市场交易或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的谈判地位。第二点,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在现有国情下,农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消失,而大范围内迅速而明显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切合实际的,但低成本地增加农民的精神福利却是可能的。第三点,生态农业思想,即在资本农业中,城乡关系是恶性的,生态农业是改善这一恶性关系的有效途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的生产上。在何教授看来,为了使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打开销路而使用的“购米包地”“教授卖大米”等非市场手段是农村向城市的“示好”。在粮食买卖过程中,作为买方的城市市民并没有因为粮价低而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较低的的粮价迫使农民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提高产量,市民的健康因此受到影响。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是证明。正如何教授所说,“关注三农绝不仅仅是可怜农民,而是一种双向可怜的过程”。

二、胡寨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胡寨合作社的发展是深受何教授的影响的,那么胡寨合作社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从合作社的社长王继伟(以下称王)创建合作社之前的经历说起还是比较合适的。王今年三十多岁,他的父亲多年来一直在村里担任支书,这也为他创立合作社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1992年,王初中毕业,在郑州牧业高等专科学校打工一年,并学习了养鸡,养兔技术。1993年在家养兔,但由于行情不好,1994年改与朋友合伙开了一个皮鞋厂,并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6年到1997年,王在兰考县开了一家装潢公司,1998年到1999年王又在兰考县开了一家饭店。1999年中秋过后,王开始承包联通公司铺设电缆的工程,不幸初出茅庐的王被一个自称在部队当过团长的孙某骗了。竣工后,孙某以各种理由不付承包费,王因此欠了跟自己打工的同村人一大笔工资,至今还有几万元尚未还清。王虽然没能还清工资,但他还是得到了乡亲们的谅解,这时他萌生了为乡亲们做些事情的念头。2000年,王开始种植搅瓜,第一茬没有种成,第二茬种植成功了,但由于此菜种在河南地区太超前,没有市场,卖不出去。要卖个好价钱必须把菜运到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种植面积只有一亩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不划算的。王产生了多户联合扩大种植面积以拓宽销售渠道的想法。王找了四个要好的朋友把这个想法告诉大家,然后大家又分头串联,共召集了十六户,这样就成立了一个完全自发形成的种养协会,并起名为“高科技种养协会”。这就是胡寨合作社的前身。经过市场考察,2002年大家决定种植西洋南瓜,当年的收益不错,但到了2003年,由于“非典”的原因,南瓜的销售成了问题。王带上口罩,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到各地找销路,最后总算是把南瓜买了出去,但效益一般。2004年由于各地种植西洋南瓜增多,南瓜价格下降,在价格问题上,合作社内部出现了矛盾,王一气之下将种养协会解散。

种养协会解散后,王在兰考县开了一家订单农业公司,而在兰考挂职副县长的何教授正在物色合作社的带头人,经县农业局的张主任介绍,何教授找到的王。此时的王已经对种养协会心灰意冷,任凭何教授怎么劝说,他都不想继续做下去了,但经过之后的一系列参观学习,王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何教授带王到河北定州翟城县的晏阳初乡建学院进行学习,到南街村进行参观,是南街村的一条标语深深打动了王:“傻瓜种瓜,种得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王决定做一回“傻子”,答应了何教授继续开展胡寨农民合作化的工作。从此以后,王继伟和胡寨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艰苦的动员工作,胡寨合作社于2005年元月26日正式成立。合作社成立初期,社员的热情都是非常高的。在采访王时,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时合作社的房子需要修葺一下,王希望大家能够出义工来修房子,他通过村里的广播发出了通知,结果来了五六十人。那天王在村头碰到当时为包工头的张民(现在的合作社出纳员),问他今天为什么没有出工。张抱怨说大家都去合作社干义工,没办法开工了。大家放着挣钱的活路不干来做义工,可见当时社员的积极性之高,王因此也大受感动。合作社成立不久,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帮助下,胡寨文艺队于当年四月份成立了。老年协会成立的时间要晚一些,获得了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和乡村发展促进会的支持。

2005年,合作社上了胡萝卜项目,由于合作社制度漏洞问题,此项目没能进行下去。2006年合作社又成立了“和谐工艺美术品”原木画加工厂,但由于经营不善,规模小等原因,合作社在此项目上赔了六万块钱,王在总结教训时说失败的原因是“跨产业经营”,因为农民是不擅长工业品生产的。2007年合作社又上了红薯粉条加工项目,但社员的参与积极性已经不高了。此时大部分社员与合作社的联系仅仅在于农资的统购,而对合作社的发展是很少去关心的。不过王依然很有干劲,2008年,他又策划了一个新的项目,他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很大精力。王计划把全村的1400亩可耕地进行商业性承包,进行统一规划并转包。其中1100亩每50亩划为一片,分别承包给二十几户进行粮、油、果的生产,把其余的300亩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国内效益最高,最先进的温室大棚100座和相配套的鸡、猪舍、沼气池50100座,进行专业的温室蔬菜、温室水果生产以及专业的养鸡、养猪生产。现在四个大棚的试验点已经在正常运行,土地集中工作已经初步展开。

了解了何教授的乡建理念以及胡寨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我们就可以对胡寨合作社的特点做简要的分析了。

三、胡寨合作社的特点分析

     通过对胡寨合作社的实地考察,笔者总结了胡寨合作社的几个比较主要的特点。首先,从其发起和成立来说,胡寨合作社具有“外发促内生”的特点。“外发促内生”是何教授对兰考合作特点的概括,这对胡寨合作社也同样适合。促进胡寨合作社发展的外部力量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何教授以及县里有关人员的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和社会上其他志愿者的参与、社会上NGO组织(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和乡村发展促进会)的帮助等。这些外部力量的作用一则体现在智力和精神方面:社会的关注本身就对王和胡寨村民产生了莫大鼓舞,对王进行培训,对胡寨村民进行合作精神的宣传都在改变着他们的观念,胡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制度设计和改进也得到了外部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外部力量也提供了一些物质支持,如晏阳初乡建学院为胡寨文艺队提供了二十个腰鼓,一个大鼓,并为原木画项目提供了三万元的启动资金,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为老年协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胡寨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立是有其内部条件的。王当初发动成立的种养协会,完全是农民的自发组织,村民是有合作诉求的。有了合作的诉求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带头人,王有为村民办事的热情,有魄力,有眼光,成为了理想的合作社带头人。因此,胡寨合作社就是在外部力量的促进下,在内部具备合作条件的情况下成立的。但由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大,一直步履艰难。

胡寨合作社是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组织:理事会下设综合服务中心、宣传组、文艺组、种植组、养殖组,其中文艺组又分为盘古队、腰鼓队、儿童文艺小组、老年人活动中心四个小组。胡寨合作社在经济方面展开的合作是多元的、综合的,不仅在粮食的生产方面进行合作(主要体现为农资的统购),而且在经济作物是种植和禽畜的养殖方面展开合作。胡寨合作社的合作不仅限于经济,在文化方面,老年协会和文艺队发挥了社区服务的功能。大部分村民都是社员,社员的分布范围与村社的范围基本一致是合作社能够开展社区服务的一个重要条件。合作社开展社区服务是与村两委的职能发生冲突的,但在胡寨这并不成为问题,因为王继伟的父亲王随军是村里的支书。综合性的服务对农民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增长都是有帮助的,笔者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胡寨合作社给农民带来的精神福利是远多于物质福利的。

笔者认为胡寨合作社的另一个特点是创造基础进行合作。中原地区的农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般都具有人均耕地少,以粮为主的种植结构,青壮劳力外出打工的特点。胡寨有1128口人,耕地1600亩,人均1.4亩(此为2005年的数据),主要种冬小麦和玉米,也种些棉花、花生,但不能成规模。因此在经济领域的合作除了统购农资以外,其它方面都难以展开,胡寨从种养协会开始到后来的胡寨合作社,王一直在上各种项目,例如西洋南瓜、胡萝卜、红薯等。也就是说,胡寨合作社一直存在着向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冲动,而这些尝试却一次次失败了,如今又开始新的尝试。这次尝试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土地使用权的重新调整。以前各个项目中,土地使用权是分散在各个社员手中的,在新的项目中,合作社将土地进行集中和统一规划,以达到进行真正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胡寨合作社是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产业依托的,但是它一直在寻找这种依托,即先创造一个良好的合作产业基础再进行合作。这样合作社的发展要过两道关:第一要形成一定规模的养殖或种植,第二是在一定产业基础上进行合作。各项目往往在第一道关上就流产了。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中指出南街村村办企业内部村民之间的关系是伦理关系,而非契约关系。笔者认为胡寨合作社具有同样的特点。由于胡寨的大部分村民都是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的范围与村庄的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村社作为一个熟人社会,自古就是乡村精英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权威的主要场所。在王的心中,社员首先是自己的父老乡亲然后才是社员。他在为乡亲们办事的过程中得到了大家的尊重、爱戴、拥护,感受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满足。亲们在享受王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时,则对他表示尊重、爱戴和拥护。维持合作社的主要纽带并非契约,而是他们之间这种相互信任的伦理关系。在村民契约精神缺乏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制度安排,但是伦理关系如果不能完成向契约关系转变,相应的王的权威不能由“个人魅力型”向“法理型”转变,胡寨合作社的长远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


责任编辑: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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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胡寨 王继伟 何慧丽 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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